這幾天我從進入台大社研所初識吳泉源學長開始回想，每一刻都在跟學長繼續敘舊。那一年，我是唯一一個非台大的外校研究生，我在師生聚會中酒醉被他帶走，他在旁邊看著，清楚知道我這個outlier，這個stranger的落單孤獨，他照顧我一晚，看我吐、給我餵牛奶，慫恿我去聽黃春明講故事（就像他多年後把拍紀錄片說本土的精彩技術故事當一回事般），用「吳泉源的」方式讓我跟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連結找到支點。

他拉我這個落單的異鄉人一起閱讀Foucault的《Archeology of Knowledge》，一起讀Polanyi的《Great Transformation》，陪我走完研究生的養成。我拿到學位回國後被他慫恿投入清大社會所兼課，我幫他扛經濟社會學，他專心做技術研究，我們跟朋友一起創立群學出版，一起討論我們都心儀的學術典範Fred Block，也因《後工業機會》的翻譯機緣跟Fred一起聊台灣的機會，我在自己經濟社會學摸索路徑上跟他一路點滴交流，他跟我招手STS讓我更肯定地往design靠近，我跟他就「後進性」的差異看法有過多次尊重彼此的爭論。

我經歷過數次生涯風暴，挫敗之際他始終在背後理解與支持，這麼多年來他交代的清大人社事我也從未拒絕過。確定向中研院提出辭呈後，他試圖將我拉入清大做過許多努力，我唯一一次半途生了猶豫，他給我從沒有過的嚴厲指正：「我不是為了你，我是為了清大，學弟，做人不是這樣做的，做事不是這樣做的！」我跟他真切致歉後決定全力以赴奉獻下半輩給清大，結果因最後關頭的逆轉挫敗竟換他回頭跟我誠懇自責，現在回想，師兄弟刻骨銘心、真誠交往的一幕幕。

「工程」之於他就如「設計」之於我，我們總是對社會學平行地與這兩個我們分別感興趣的領域交流感到興奮，然後Fred Block那種挪引當代科技資訊來進行就地思想戰鬥的精神總是洋溢在空氣中，他總是談工程，我總是談設計，身旁的社會學年輕人如何進入工程，身旁的工程年輕人如何接近社會學，那是他永遠不變的驕傲。我們沒有一刻懷疑彼此關注「社會學的當代」的純樸真心。

我們最後一次談學問，我提到OOO（Object Oriented Ontology），他說他閱讀Grahm Harman沒有好感，但他想聽聽我從中看到了什麼（我們沒機會討論了），不管設計或工程，物的意義總是在那裡吸引我們，Fred Block的「可能主義」（Possiblist）總是我們不言自明的立場。

每次分手，懷著幾十年來許多知識/實作的默契，我們總是彼此「加油！」，鼓勵對自己走的「低路」、「偏路」的相信，他一直都心意篤定因此無比溫柔帶著耐性，我才是因為他存在身旁的「典範」才安撫了心思的焦躁不定。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外面帶著書、帶著筆電「耍廢」，到了傍晚，我幾天來跟他的精神對話到了一個段落，回到家想順著情緒寫個句點，暫時安頓幾天來不定甚至憤怒的心思。

學長每次見面總是跟我提醒要注意健康，給我一些養生的提示，甚至提到他週末登山的示範，他總是提到早逝的朋友，然後跟我說：「想起來真恐怖，所以陸霖，不要太鐵齒，我們都上年紀了，要走穩，走遠。」結果，他還是走了，這讓我無法接受很久。

但我想，生命可以理性控制企劃的迷思，他是懂的，他這人對新竹有感情，回國後決定回新竹教書，動不動就談科學園區，不只是單純「知識」的興趣，他活的世界黏著在地、與體制平行、眼界開闊、人事有情，他離開走入的世界一定也是如此。

他對於後進的提攜、對於讀書人看穿「教研體制」做「活在當下」知識連結的提案總是樂見其成、全力支持。他最喜歡談的知識成就，不是論文，而是為台灣技術史留下的影像紀錄，你想想，這是多麼不合體制清點績效的任性瀟灑！（所以，我不在乎體制裡的人怎麼看，我就是要談無法計量、沒有論文厚重的稻地策展，哈。）

我覺得，他對於人生無常是接受的，他離開的時候一定沒有掙扎，我可以清晰聽到他那種童真的笑聲：「陸霖，哈哈，我有夠歹運的，只能玩到這裡了，你要繼續認真玩下去喔～」泉源老大真的是我心中唯一一路走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任我怎樣曲折轉彎，從來沒有懷疑，總是在那裡笑著鼓勵、鼓掌支持我的大老。

現在，他走了，我覺得很孤單，我跟社會學的緣也差不多盡了，以前我總是認定再怎麼辛苦走，拼命幹活，別人不懂我不在乎，只要有學長懂就好。以後的日子，我會繼續牢牢相信泉源學長在的時候給我的注力，在自己的人生關門前的每一刻認真活，讓他在我的生命中存在過、一起經歷的許多事繼續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