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應該是高度紀律的學者，所以很早就準時完成學業回國，就定位準備迎接許多工作機會。我呢，剛好相反從來不覺得「學術」是個獨立的真理王國，哈，先是為了「書生報國」（就FB前幾po被杜克校友分享，登在Duke Chronicle頭版的抗議事件），放下課業不管幾個月讓指導教授找不到人耽擱進度。然後又因為要把論文修整好才提繼續耽擱數月，等到我回國時台灣的大學社會系所新開的教職已經被填滿，有種人到機場送行飛機的挫敗不安。

那時人家問我不急嗎？我的回答都是：「反正有蘇同學在，我提前回去也沒有希望，哈。」我說這些話不全然出於謙虛，而是因為那時的我剛好極崇拜Ronald Burt，而蘇是他指導的學生，哈，我甚至真的覺得Burt教出來的學生當然要放到重要的位置。

總之，回國前只剩中研院社會所時程較晚還有點機會，心底已經調整好去補些田野資料，等次年的那輪市場才正式入場，後來進了中研院，人家恭喜，我的回答好像是剛好相反的理由從「遲到的無望」到「遲到的幸運」：「因為高手都被其他學校先搶走，中研院剩下不多可以選擇的option」，這樣說也沒有錯，事實上是中研院社會所多年的遺憾，每一年我們都想法子提前一些徵人作業，但大學就是有辦法再往前移動，競爭的態勢是清楚的。

另外，我這樣說也非謙虛，因為timing機運確實左右許多，也用此提醒自己進中研院並非成就而是責任的開始，我在社會所的每一天可是都用「高標準」在自我要求的，不然也不會弄到眼瞎腰斷的，哈。

談到Timing的弔詭，蘇跟我的對比確實強烈。他高度紀律準時就市場定位，很快就找到job offering，對方提前作業自然會要求他提前抉擇，蘇應當是基於安全理由也就接了，這就造成他幾乎是disadvantages of the first mover的「宿命」。

幾年後他憑著努力再次跳槽，那次又因為對方要求限期決定，就轉戰到南方國立大學的管理學院，他並沒有停止努力「一心向上」，奮鬥不懈再過幾年終於進入台大，中研院依然因為動作較慢錯過良機。我因為市場進入同一cohort的位置一直關注他的動向，這也符合他老師Burt對「競爭」的理解，當時看在眼裡幫他鬆了一口氣，心底非常高興。

（註：我提及「競爭」是就結構來看，不是真的存在什麼主觀上的競爭緊張，我跟蘇也算是多年朋友，剛回國的幾年經常有機會碰面聊聊。）

我想起這些往事覺得有些「警世的意義」可以談談：

一、我們的對比很清楚顯示「機運」的作用，人的生涯成就有太多機緣混雜，面對無常的世間事真的要謙虛；

二、同樣的cohort畢業回國，蘇現在當上台大社科院院長，回頭看是則力爭上游奮鬥有成的勵志故事，我呢，多年以後比較起來大概會是他眼裡會污染了年輕學者的「壞榜樣」，哈。蘇院長是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信念支持他的上進，我呢，一個自認宗教情操沒有比較低的無神論者，一路堅定沈淪靠的可也是「脫俗的」信仰喔，哈哈。

三、用世俗「量化」的成就標準來測量，蘇這一路爬升是hard earned upward mobility; Jerry這個對照組呢？是hard choice的 downward mobility。我一路看著他在另外一條平行軌道「追上又超越」了我，感觸是「質性」的：人的一生有種不可共量的特性，主觀的意志永遠都是關鍵，雖然蘇的意志易解，我的意志比較像夢話，哈。

四、我回憶年輕時跟蘇談學問時感受到的個性，他是非常「擇善固執」的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清教徒的努力紀律才有資格獲得天堂的門票，他自己的經歷應該可以給了充分的印證，他把眼中看到的「散漫」當成傳染病一般認為該彰顯正義地制止，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想法顯然不同，既然平行，就別處分享免得太針對。

五、在我這個或許更大的「傳染病原」看來，當然世界會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但客觀來講，我現在跟蘇的地位與權威南轅北轍，哈，或許可以讓老友安心不致影響了正規學術的士氣。

最後再加一則爆料，幾年前，我本來幾乎快敲定要去清大作些貢獻，我為了那些校長交代的任務還認真做了很多閱讀準備，也預先拜訪校內的相關機構，後來出現逆轉的意外，我因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不是典型的學者，不在正規軌道上做學問」的評語與出手制止而在最後一刻退場。弔詭的是我本來被期許的就是幫忙攪動清大跨領域連結社會的知識活力，哈。

現在回想，那位護衛學術正統的院士救了我一命，後來再次出現抉擇時，我很輕鬆就選擇了遠離名校到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經營可以一個人自在跨界的小園地，不致於污染了聖潔端莊的學術體制核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