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 Catherine Wu 寫的一句話，深有同感：

Teachers do make a difference in every child’s life. We don’t just teach, we inspire.

我一直很重視教室這個空間，重視跟學生相遇互動的這個「一期一會」的場合，我在他們身上想像看到兒童的身影，也總是在自己內心先喚回踏入學院時那份接近童趣好奇的初衷。

我也跟學生說，在學院裡「跨領域」經常是假的，因為對學院裡學者的生計與尊榮完全沒有必要，荒謬的是，她們是極少數一生都可以不必跨領域的特殊存在；但是，妳們不久的將來，還有漫長人生要面對的社會生活，從來都是而且越來越會是跨領域的。

教室裡、校園裡不會有真切的疑問，也不會有確定的解答，問題與解答要你在妳自己未來的社會人生中跟伙伴們一起find out, work out。

Serious, I don’t teach, I inspire.

======　後續感想　====================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部一方面推各種量化管理的指標，另一方面又要鼓勵跨領域，只有兩個惡性後果，自己要不精神分裂就是變成官僚主義，老師們 的後果複雜些，要不是蠟燭兩頭燒＋精神分裂，就是成了追求出版績效的單功能機器人＋教學形式主義。最痛苦的當然是教學研究現場的老師們，這我瞭解。

但我們要從質性的最終目標來看知識創新與成長，真的有達到量化管理要達到的更根本的目標嗎？沒有！原因很簡單，因為跨領域是當前知識創新非常重要的動力，硬的、內向的、正典式的知識累積固然容易量化成績但是它沒有當前我們對知識迫切需要的特質，應對現實挑戰的彈性、延伸混成的外向性，以及跳躍突出典範的創新性。

這個精神分裂症的治療非常重要，我覺得其實也不難，而且老師們都可以在自己的守備範圍內做起，就是徹底的bottom up，哪裡是每一個老師都有高度控制的空間？教室！

事 實上已經高度控制到有問題的地步，譬如，你在高中以下經常會看到老師們相互觀摩，教育學院老師們的成長（包括我看到幼兒英語老師們自主地不間斷地組織 learning groups與參與workshop）也一直把教室開放當成常識，但高等教育裡每個老師的教室都是一個blackbox，她們腦裡想的與相互討論都很少觸 及teaching shopfloor的pedagogy，頂多是syllabus的交換（這其實是最跟論文出版接近的慣行，不驚訝）。

我的基本看法很簡單，回到教室是老師應該要專注於對抗體制的地方。

老師們應該要面對一、跨領域與自己的 知識創新間的有機連結性，去開發這個關鍵空間；二、老師要意識到在教室裡如果不抵抗回去，那自己已經被體制馴化的慣性只會將精神分裂體制再傳到更底下的第 三層─學生，成了「教育部─教師─學生」家族遺傳病傳遞的幫兇。

反之，老師應該去修練一、去認真看待跨領域反體制的正向潛能，想辦法逆向把量化績效「務 虛」，把跨領域知識創新「務實」，起碼在教室的空間裡做自我反轉的修練，切斷向學生傳遞病種的惡循環。

這當中很多實作的細節可以談，但我要說，這裡已經牽涉到倫理課題了，老師們應該用自己成了上一層教育部精神分裂的加重病情的「受害者」心情，倫理地用自我修 練與清毒的勇氣來切斷從自己開始的向下感染，要用害怕恐懼自己會不會成了chain effects的「加害者」心情來自我救贖，這就是我為何要強調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必然要進入跨領域，她們的人生是跨領域的，但老師恰好不是。

（沒錯，我講的是台灣，國外我認為最有趣的創新發展，尤其在歐洲，別把美國當天下，包括社會學內在都是在跨領域地帶，而不是還要一再辯證聲稱「社會學是什麼」 的所謂「公共社會學」，社會學還有第二條activism可以走。）

我那樣故意強調這個落差，可能會讓一些老師不爽，但我這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用心良苦啊。學生的人生必然要跨領域，但你教育者卻是最不需要跨領域，這個落差不 讓人自我警惕？還好，我要再強調，這個落差不是個邊緣後果的無奈，而是妳自己可以反轉知識生活品質與命運的機會，我希望大家可以給這個念頭一個機會：「思 考、摸索、實作跨領域可以成就學術的自己」。

我的說法裡頭暗示，這當中有倫理的焦慮在的，但這個倫理焦慮是正面的，是想要強化一個啟動行動動機，因為坦白說，我很清楚大部分的人會把這個教室空間的病徵 當成是什麼i體制下的邊緣的末稍的「結構後果」，這樣自己受盡委屈的心情當然舒服多了，但我要說，不要去想global的結構，要去想自己身體所在的 local，不要去想central，反而要去直面marginal，理由很簡單，global與central都是假象，你的救贖機會就在眼前，在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