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終於又到了起跑線。

今天也是Febie的生日，我準備了一個粉紅色心型的項鍊，中間藏著一顆USB記憶卡，老是糊塗忘了帶的Febie以後應該不會忘了，裡頭我開了一 個folder [JFK Memory]，放了些全家福還有我們新婚一月的照片。夫妻與家庭不是因為一張證書而存在，是一起用心活過的日子做見證。把我們的這些記憶存在「心」裡面， Febie一個人時還是陪著她走。大概我買這禮物時直覺想到的一點心意吧。

2011年是怎樣的一年？現在是重新倒帶整理的時刻了，踏入2012年前先回首過去，想來真的只能說不堪回首。

2011年從JFK經歷三個月的關西生活後回到台灣開始，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把日本這幾年來給我的恩情彙集起來，在熱情的大阪，痛被治癒、夢被喚醒，讓我有了氣力轉頭重新面對台灣。回到台灣沒幾天我就開了期待已久眼睛第五次手術，右眼從幾乎又瞎了的1600度，因為裝了新的水晶體回到150度， 雖然傍晚入夜眼睛就容易疲累，左眼也依然模糊，最起碼真正有閱讀的工作能力。

開那次刀也讓我差點斷了氣，一度我只聽到Febie在一旁的哭喊聲，感覺自己換不過氣到快離開的時候，很奇怪，閃過的念頭是要自己記住這一刻，哈， 記住幹嘛，還能帶去哪裡？有過一次這樣難忘的記憶，人生好像換了個秤般重新有了計算，輕的重了很多，重的輕了很多。復健的三個月非常緩慢，但總算是熬過了。助理跟著離開，迅速找新助理入替，因為自己的能力恢復，睽違多年的Jerry研究室「團隊」總算有了點生機。

然而3月11日，一個永生難忘的痛苦日子跟著到來。地震與海嘯襲擊日本的東北地方，仙台是我開啟日本研究的起點，福島是一位我很喜歡的日本學界友人最 後早逝的地點，仙沼市的大火傳到台北的電視畫面映入我剛恢復清晰的眼裡，過去的四年，我的心在日本，人在日本，希望在日本，支持在日本，311對我是個龐大的心理衝擊，好像逼我面對毀滅與徒然、無路可退的絕境。

之後幾個月，我帶著掛念與沉悶的心情，一邊整理台灣的工作環境，一邊將被迫冷凍好幾年的論文拿出來一一解凍，試著修改後出版，壓住自棄的衝動，慢慢從身邊從自己身上尋找想像未來的希望線索。從四年前下決心去日本後的第一個研究開始，原本想照排序送出審查出版，但一直陷入膠著停留在第一篇IC女性室內設 計專門職的審查，也經歷了這麼多年來最痛苦的論文送審經歷。

同一個時間，我搭了個接自己回到台灣社會的研究平台-DxS (DesignxSociety），想幫自己安排個現實接觸點與思想觸發點，幾個月下來，感謝台灣設計圈的一些朋友熱情交往，開始有「台灣還是會接納我」 的溫暖與一點信心。

在這重新在台灣學步的日子中，一位我一直信任的學界好友給了我在台灣的未來一個冷冽的清楚提示，他認為，我人還待在中研院卻一直抱怨學圈是「不知感恩、濫用特權」，如果我言行一致應該離開才對。那一天，我突然間理解到，自己還有其他路可以走。

IC論文審查過程的挫折與溝通困難讓我日益悲觀，從再出發進入日本研究前一年平均出版2.5篇論文，經歷了數不清的病痛與急速凍結四年 的零出版，到7月收到二審意見，仍舊是「修改後重審」的決定，仔細看評審意見發覺仍纏在一樣的老問題上，而當中一些意見對我只能說不可思議，讓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有能力跟這個學術社群溝通，對經過這麼多風雨後還繼續在學圈消耗自己好不容易站穩的剩餘人生感到懷疑，想了很久下了決心，跟家人誠懇說明想要離開學圈的心意後也取得理解與支持。

7月底，我終於有機會回到我幾個月來一直掛念的日本（它幾乎變成我第二故鄉），我帶著Febie與Kaya一起，想要看看災後的日本讓我放心，想要 親自給日本朋友打打氣，也想牽著家人一起跟他們表達謝意與無法再繼續做日本研究的歉意。藤原家是當年首先收容我的日本家庭，清子像我的日本媽咪，靜海像我 的兄弟，但藤原先生在我上次去日本時中風一直臥病在床，他們怕我擔心沒跟我講，這次我終於有機會跟我的日本媽咪與弟妹們一起去看臥病的藤原先生。會面那一天我們環繞著病床淡淡無言的場景，我永遠忘不了。

飛機載著JFK全家返抵國門的那一刻，一個將死的我好像已經交代好了一切，我的心情異常平靜，想在學圈起碼該為這些年Jerry「日本時期」的歲月做一個積極的收尾，想把IC論文平平安安、乾乾淨淨地生出來。八月3日，下飛機三天後，我決定從〈台灣社會學〉撤稿，這讓我一下子輕鬆許多，然後跟著決定到社會學之外的刊物試試。

8月中稿件送了出去，我從大學時期一直到現在一直都待在社會學圈，這個小動作對我這個社會學的自閉宅男，是個默默中期待但更接近恐怖的經驗。我決定只做簡單的修改，我幾乎無法想像這圈外的「異己」會用怎樣的眼光看這論文，因此也不知道該怎樣修，就這樣丟出去看審查意見長怎樣再見機行事了，心裡那樣想。

8月底所上開學術諮詢委員會，決定離開學界後人輕鬆許多，最後一天放砲說了一堆極端辛辣的批評話（耳裡，我彷彿再次聽到那「不知感恩」的評語，但我已經不在乎那個在我看來自我矮化的評語了）。委員中一位我一直很敬重的學者事後找我單獨在中研院園區散步聊天，我順便也把自己的失望、挫折與離開的決定跟他說，沒想到他勸我應該要留下來，而我到最後竟然也被他說服了。

10月中，終於收到轉投新期刊後的第一次審查意見，雖然仍舊是洋洋灑灑的意見，也是「修改後再審」（反正我這麼多年來從來也沒有一次投稿就被接受），但內容讓我感到興奮也受到啟發，我決定改題目，調整架構，從第一行開始重新再寫一次！我是個從來不怕來回書寫的人，一篇三萬字的論文，在最後出版前幾乎都要寫上三 倍、四倍以上的文字數量，因為我痛恨論文出版後才發覺原不該那樣書寫的感覺，那才是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悔恨。到11月初之間，另與Mayumi合作關於LCD的 論文因為要參加一迫在眼前的研討會切入時程，IC論文只能斷續修改到第二節，到11月中我開始有空衝刺，就在準備專心修改完IC稿件之際，卻發生讓 2011年在重大打擊中收尾的致命事件。

這件事，簡單講就是我一直沒正式給予〈台灣社會學〉撤稿的通知，因此被委員會認定犯了「一稿兩投」的過錯。這個該刊的回應雖違反我對「一稿兩投」的 理解，但該刊一開始要我說明投稿時點，以及隨後新投稿刊物根據我提供的陳述判定「繼續審查」的回應，都讓我一度以為可以合理地順利解決，也因此經過一個半 月的漫長等待後收到〈台灣社會學〉的懲罰通知，赫然發現雙方對「一稿兩投」理解的重大落差時震撼不已，隨之兩天後另一刊物因為〈台灣社會學〉的提示跟進， 重開會議更改之前判定退我稿後，更讓我感覺這寒冬的冷颼，當中資料荒唐的誤植與「除惡務盡」的兇殺之氣，更令人氣餒。

現在想來，我一開始就選擇了一個錯誤的處置方式。我大概跟日本人交往久了，或者只是年紀大些，不再像年輕時開頭就據理力爭。反而，對於自己的疏忽 「造成對方困擾」（相手に迷惑をかける）這事深覺抱歉，總以為「道歉了事，息事寧人」，天真地相信學術社群對運作規範應有共識，低姿態些留給雙方信任與善 意的彈性空間。事後證明我錯了！現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而且冷酷。2011年就在我收到該刊懲處通知後幾經沉思正式回信後沒幾天結束，留下恍然看清現實 的沈重遺憾。關於這件事，我越想越覺得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牽涉到學圈制度環境的問題，我會在事情告一段落後，將事情始末與我認為背後牽涉到學術制度環境 與文化風土的嚴肅問題提出來就教學界。

就這樣，Jerry的2011年在風風雨雨、大大小小的災難中結束了。2012年充滿未知，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走多遠，也不知道我的人生在經歷過這 些後，需要的是怎樣的熱情。我是個逐夢者，當夢想熄滅，就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新的夢想必須再樹起，只是我還需要點時間去摸索還可以肯定追求的路。

這樣的一年，病痛、死亡、毀滅、災難、懲罰、追殺，只能說是挫敗連連吧？這就是人生，你以為不好到了谷底，但總還有更深的谷底等著你。回想起來，不論如何沈重曲折，都已經時間烙印，別了，永遠的2011。可以安慰的是，JFK的家庭生活每天都在改善，一天比一天快活，我想這是面對即將開啟的2012年最大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