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翻譯原出版於〈南方〉雜誌第三期，時間是198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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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Power/ 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y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Colin Gord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由Alessandro Fontana與Pasquale Pasquino進行的訪問，篇名為〈Truth & Power〉，頁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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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左派」知識份子的言論總被視為具備主宰真理與正義的能力。 而被有意、無意地當成普遍原則的代言人，做為一知識份子就代表了某種近乎人類整體的意識/良知。在我看來此一理念是由馬克思主義轉變而來的，事實上， 已經凋萎了的馬克思主義。

正如普羅階級，根據其歷史情境的需要，是普遍律則的負載者（雖然是祂直截、未具反省性的負載者；甚至幾乎未曾以此方式認識到自 己）。知識份子切盼能夠透過其自身道德、理論與政治的抉擇，依照他那套精緻反思的形式，來擔當起這個普遍律則的負載者。知識份子就這樣被視為是這些普遍原則清澄、煥發出個性的風範，而其隱晦的、集體的形式則內藏於普羅階級。

知識份子被期許扮演那種角色，已有一段時日。然而一種「銜接理論與實踐」的新形式已然建立，如今知識份子的勞動之為用，不是在「普遍律」、「典 範」、「適用於所有一切的確當與真實」，而是在一個個確著的部門之內，在其生活或工作狀態之下特定具體的地點（例如：住宅、醫院、收容所、實驗室、大學、 家庭及性關係）。 這無疑使得他們更容易直接地、具體地覺察到鬥爭的存在。而在這些空間中，他們面對的問題是確著的─「非普遍的」─並且經常是迴異於所謂普羅或大眾的問題。

儘管如此，但是基於兩點理由，我認為知識份子事實上是愈來愈接近於普羅與大眾。 第一，因為抗爭已經成為一種真實的、物質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第二，因為他們雖然常循著不同的方式，卻與普羅階級面對到相同的敵手，這些敵人主要有跨國 公司、司法及警察機關、以及財經領域中的投機商人等等。我將稱她們為「確著的」知識份子，以有別於相對立的「普遍的」知識份子。

這知識份子全新型態的出現有著更進一步政治上的意義。即使不是完全的整合，它至少使得我們有可能重新再扣連起一些在這之前一直被分離的概念。知識份子中那 些出類拔粹者通常是作家，他們做為一個普遍的意識，一個自由的主體，而對立於那些僅僅只是展現出服伺國家或資本機能的知識份子──科技專家、行政官員、教 師等。

但一旦每個人的具體活動都開始成為政治化的基石，做為知識份子神聖標記的寫作（writing）這條基線，便跟著也消失了。這樣一來，跨越不同類型的知 識，從這一個政治化的焦點到另一個焦點，發展出橫向的支援結盟也已經變得可能。行政官員與精神病專家，醫師與社會工作人員，實驗專家與社會學家，可以在各 自的領域內抗爭，同時也透過相互交換來尋得奧援，知識份子參與政治化的過程變得無比縱闊。

這一個趨勢也解釋了，即使作家逐漸成為一種幌子而消失，大學與學院的出現是如何繼起成為「交換中心」，這些中心縱使不是作為根本的要素，也已經構成了多線 交叉匯集的特權位置。如果說大學與教育場域已經變成了政治上的敏感地帶，此無疑正是理由所在。所以，所謂大學的危機不應當被詮釋為權力的流失；相反地，是 大學做為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會通過並取得相互聯繫的多元複合的學院體制，其核心權力與權力效應的增加與強化。

我認為這種「確著的」知識份子的特徵在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時便已經出現，原子科學家（例如：歐本海默）或許就是做為從「普遍的」過渡到「確著的」知識份子 的一個關鍵。 身為一位原子科學家以及與科學知識/制度間限於特定領域的直接關係，他因此有資格介入到相關的爭議中；但因為核子的威脅影響到整個人類及世界的命運，使得 他的言論同時也具有了普遍性。在這種攸關全世界人類命運的鮮明標誌下，原子專家作為確著的知識份子的地位便在此特定的知識秩序中活絡了起來。

我認為這也是知識份子首次不是因為他所提出的普遍性論述而被政治權力所迫害，而是因為他的專業知識；也是在這個層次上，一個原子科學家會構成對政治的威 脅。我在這裡僅僅提及到西歐的知識份子。 蘇聯的情形在某些點上與此有些類似，但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的確，我們是需要將西歐與社會主義國家自從1945年以來的科學紛爭，進行一全盤性的研究。

對我而言，似乎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需要再重新思索「確著的知識份子」有何功能的時刻─重新思考而不是放棄。儘管某些人還是一時眷戀著偉大的「普遍性」知識 份子，並且渴望著一個新的哲學、新的世界觀的降臨。我們只要想想在精神病學領域已經獲致的重大成果，他們證明了這些確著於局部領域的鬥爭並非一項錯誤，也 並未走到了死胡同。甚至我們可以說，確著的知識份子的角色，例如核子科學家，電腦專家，藥理學家等等，將只會隨著其政治責任負擔的增加（不管他們本身願不 願意接受），而愈來愈形重要。

我們如果就其局部的權力形式的這種特性，而忽視了她們在政治上的份量，將是個危險的錯誤，不管是基於這只是專家事務不關係到大眾生活（這犯了雙重謬誤：因 為他們不僅已經瞭解到與大眾生活的密切關係，而且早被糾纏到許多事件當中），或是基於確著的知識份子是在服務於國家及資方的利益（這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 顯示了該知識份子所佔據的策略性位置），或者基於他們是在傳散著一種所謂科學的意識型態（這種看法不僅未必正確，並且對根本的重點：符應論述的真實效應， 它必然只是個次要的事）。

這裡最關鍵的是，我相信，真理並不是外在於權力，或者，權力中缺乏真理。相對於這種存在許久的神話─對它的歷史及功能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真理不是自由心靈的報償，不是長久離群索居的結晶，也不是那些成功地解放自我者的特權。 真理是凡俗此世的一件尋常事物：它只有藉著繁複限制的形式才能產生力量，並且也才能衍生出權力的規訓效果。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它的真理政權，所謂真理的「一 般政治學」：它乃是做為「真理」而被接受並因而產生功能的論述型態，它是使得我們得以分辨真偽聲稱的機制及其這些真偽聲稱的展現，它是讓每一個人馴服獎懲 的訓育手段！它是透過真理的接納而賦予事物價值的技術及程序，它佔據著掌理並判言出「真實」的地位。

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中，真理的「政治經濟體質」乃是由五個重要的特質所表現出來。「真理」是科學論述形式及生產它的制度的核心；它依附於持續的經濟及政治上 的誘惑（真理的需求，直如經濟生產及政治生產的需求）；它是以多樣的形式成為廣泛散佈的消費對象（儘管存在一些嚴格的限制，透過許多教育及新聞機構的流通 循環，確實達到相當廣闊的幅員）；它的生產及傳布，至少絕大部分，是在一些龐大政治及經濟機構（大學、軍隊、媒體）的控制之下；最後，它是全面性政治爭論 及社會衝突（「意識型態」之爭）的議題。

對我而言，現在必須在知識份子這個課題上被拿來探討的，不是「普遍價值的負載者」，而是那些佔據著社會中確著位置的人──他們的特殊是因為連結著真理政權 的一般功能運作。 換言之，知識份子具有三重的特殊性：他的階級位置（服務資本主義的小布爾喬亞，或者服務於普羅階級的「有機」知識份子）；他做為知識份子的生活及工作狀況 （研究領域，實驗場所，大學、醫院等機構中他所服從順應或反叛抗爭的政治及經濟要求）；最後，他在我們社會中真理政治活動的特性。

正是在最後這一個因素上，他的位置具有了一般性的意義，那些局部、確著的鬥爭因此具有了不侷限在專業或特定部門上的效應及糾葛。 知識份子能夠在對我們社會的結構及功能運作如此核心關鍵的真理政權的一般性層面上演練以及鬥爭。 這是一場「為真理」，或至少「環繞真理」，的戰爭─ 再次強調，我們所理解的真理不是「等著將要被發現及接受的真理的整體」，而是「一個被規劃管理的整體，藉此真與假被區分開來，而權力的具體效應得以攀附到 真理之上」；同時我們不是理解它為一樁爭奪真理「代表者」的戰鬥，而是一場關係到真理的地位及展現的政治、經濟作用的戰爭。

我們必須放棄用「科學」及「意識型態」的角度來思考知識份子的政治問題，轉而採取「真理」及「權力」這一個視角。 如此一來，我們也得以用新的方式來面對知識份子專業化以及智識和體力勞動分工的老問題。

所有以上我所說的，必定顯得非常混亂而不定。 不確定是必然的，我在此處所說的只能被視為一項假說，然為了不致太過混亂，我將提出一些「命題」──不做為確定的聲稱，僅只是進一步有待檢驗和評估的提議。

「真理」可被理解為生產、規劃、分配、流通、運作聲稱（statements）的一套常規程序的系統。

「真理」在一循環的關係上連結到生產並持續它的權力系統，以及自它衍生出來並進一步擴張「真理」的權力效應。真理乃是一個「政權」。

這一政權並不僅只是意識型態或上層結構：它是資本主義形成及發展的條件，並且正是此相同的政權，經過一定的調整，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運作。（在此我對中國的問題有所保留，我對那地方的情形所知不多。）

知識份子最核心的政治問題不是在批判已經先設地與科學相關的意識型態內容，或者在確保眾人的科學實踐是在一正確的意識型態上形成。而是在探求建立真理政治活動的新的可能性。 問題不在於改變人們的意識──或在他們腦袋裡的東西──而是在生產真理的政治、經濟的制度性政權。

不是將真理從所有的權力系統中解放出來（這將是個荒誕的構想，因為真理始終就是權力），而是將真理的權力從祂現在在其中運作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霸權形式中分離出來。

這個政治問題，總括而言，不在謬誤、錯覺、疏離的意識（或意識型態），而在真理本身。尼采的重要性正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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